“中国每年有数百万例新发肿瘤患者。越来越多患者认识到，加入临床试验并非只是单纯做小白鼠，其实是在帮助自己的同时，也帮助了他人、后人。”他表示，经过10年至20年的磨练和临床研究实践，中国的医学专家已成长为世界一流的临床研究者，他们的研究成果备受世界关注。不少专家领衔的研究被国际同行认可，这些都为中国新药研制奠定基础。

正值第31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，中外药企共聚上海，共话本土医药创新发展，探索加速惠及中国肿瘤患者的新模式。

“我们希望中国的产品能够引领，然后让全球来仿制，这是我们未来的目标。”李进教授说，“我觉得众多本土生物制药企业里一定有出色的人才。中国本土生物制药企业数量是美国的三倍，相信一定会有不少有识之士，愿意去创造历史。”

“当然，在众多本土生物制药企业中，不乏小微企业，研发能力相对较弱，以做仿制药为主。”李进希望中国的大型生物制药企业能够做研究型企业，要做一流企业(best in class)，做领跑者(pioneer)，不仅仅是做改良(innovation)，而是要做创造发明(invention)。

“创新引领是需要付出代价的，因为最先进的创新药物研发失败率是非常高的，而仿制是很容易的。”李进教授指出，这个代价不仅是企业的，也是国家这个层面上的。他直言，国家应该在顶层设计上有举措，政府多个部门都要有共识来推动中国的新药创制，要把新药创制作为一个战略去布局。李进教授指出，光靠企业的努力，单打独斗是不可能成功的。在他看来，新药创制是一个系统工程：要有投资、要有企业愿意做创新，也要有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、医生愿意投身药物研发，还要有病人参与。

每年，中国在肿瘤领域新发病例人数众多，疾病负担较重。在肺癌、胰腺癌等领域有众多患者等待救治。虽然许多癌种的一线治疗以化疗为主，但在非小细胞肺癌治疗领域，已经实现将免疫治疗作为一线治疗方法，分子靶向药物和免疫治疗在绝大多数肿瘤的治疗中也可谓“遍地开花”。李进教授说，“我相信，通过企业和医学专家的努力，未来我们会有更多双抗、三抗或者抗体药物偶联物(ADC)可以让患者生存期实现较大突破。”在李进教授看来，未来10年是中国生物制药领域的重要发展机遇期。中国政府在2016年提出的《“健康中国2030”规划纲要》，加快了中国生物制药企业发展速度。

李进特别看好细胞治疗。他说，细胞治疗在血液肿瘤治疗领域取得重大进步，但在实体瘤上，细胞治疗还处于研发的初级阶段。“当我们在细胞治疗的关键性技术上有所突破的时候，可能会进一步改变目前肿瘤治疗的现状。”他对此十分有信心。

作为知名肿瘤治疗专家，在研制开发新药的同时，李进教授特别强调“上医治未病”。预防肿瘤发生、早期发现并早期治疗十分重要。他以大肠癌为例解释，定期的肠镜检查、大便隐血试验筛查以及在社区开展普查对降低大肠癌的发生、提高早诊早治率十分重要。

“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精准治疗时代，医生一定要给病人做检测，免疫组化也好、基因测序也好，要知道这个病人的靶点是什么，然后才能够有的放矢地应用这些靶向药物，让病人达到最佳疗效。”李进教授表示，既有的研究显示，肿瘤的发生与300多个靶点有关，如果这些靶点都能找到相应的药物，那么，肿瘤治疗就能迎刃而解了。

关于中国药企“出海”话题，李进教授指出，在生物制药领域，中外合作十分重要。目前，相比知名跨国药企，中国企业相对规模较小，企业自己“出海”很难，但可以选择“借船出海”。所谓“借船出海”就是与跨国企业合作。本土药企可以通过专利转让、跨国企业参与研发等方式，共同分享最后的利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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